陈独秀是很机警的人。胡、戴突然造访,他即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胡、戴按蒋预先的指示,答复是。陈独秀于是句斟字酌地说,这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胡、戴来意如何?表示了有限度的合作态度。
胡宗南先从一些国内知名人士在《大公报》上发表启事为陈独秀鸣不平一事,谈到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进攻,苏俄处境困难等等。然后辞锋一转,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ldo;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思之再三,始回答说:&ldo;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
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rdo;
陈独秀用这番话算是对蒋派胡、戴来访的报答。接着,陈针对《大公报》启事愤愤不平地说:&ldo;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rdo;对于世界大势,陈亦发表议论说:&ldo;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rdo;陈独秀是洞察胡、戴此行用意的,因之再三向胡、戴交代;&ldo;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rdo;这就表明陈不愿作蒋之反共炮弹,使胡、戴此行的目的落了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胡、戴按事先默契,由胡发问,戴则记录,几乎不发一言。
从江津返回,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送蒋阅,蒋感叹地说:&ldo;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内连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rdo;
陈独秀这张牌未能打成,戴笠对张国焘更增恶感,关系益趋疏远,常常几个月、半年都不肯与张见面,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峭、口吻讽刺地训斥。有时戴还拍桌大骂:张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戴笠常常对手下的大特务们透露心曲说:&ldo;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rdo;
戴笠脸色一变,军统局的大小特务更是群起效尤。张国焘不但享受不到过去那种&ldo;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rdo;的特权,甚至连原先戴笠规定给张个人的一切优待也在无形中取消。想用一次车,也得看总务处长沈醉的心情而定。张国焘为之哀叹:&ldo;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无什么出路。&rdo;
戴笠把张国焘打入冷宫,咸淡不加理睬。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颇感不平地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以后几年中,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ldo;无政可参&rdo;的国民参政员,在中统内又当了几年&ldo;无计可设&rdo;
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先后被军统、中统踢出,凄凄惶惶地逃往海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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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9防共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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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重庆成为国民党的陪都和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确保这块反共基地的建设,戴笠几乎调动了军统在重庆的全部力量与中共进行斗争。由于这时国民党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身份,因此戴笠在反共手法上也有所变换。
首先,戴笠为了加强反共、防共活动的隐蔽性,注意尽量缩小或撤销公开的反共组织建制,以示维护国共合作的诚意。但在私下,戴笠向重庆局本部所属大大小小50多个内部组织指示,任何一个军统组织机构都不准放弃对中共的斗争,反共防共是每个特种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军统局重庆特区是抗战时期最庞大的军统外勤组织之一,主管重庆市和川东数十个县的特务工作。戴笠在与历任区长上任谈话时都反复交代,要把对中共的工作作为特区工作重点中的重点,特别是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所在地的西郊区特工组,更受到戴笠的关注,不断从人力、物力上进行充实加强。
戴笠交待的监控对象除中共办事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中共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宋庆龄、史良、沈钧儒、张澜等民主爱国人士。当时因为特务们监视宋庆龄的活动过于嚣张,惹恼了宋美龄。
为此事,宋美龄曾在电话中很严厉地交代宋子文说:&ldo;你关照他们(戴笠)
一下,不准在阿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我是决不答应的&rdo;。戴笠接到宋子文的电话,感到很为难,但思来想去,觉得闹出乱子来,校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因而对监视宋庆龄的活动有所顾忌,并交代特务们注意策略,不得粗鲁胡来。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种邮电检查处是由戴笠掌握用来反共防共的最重要的军统公开机关之一。该处的工作重点就是对中共在重庆的办事机关和所有领导人的信件书刊往来及电话进行检查,对邮往外地的《新华日报》进行扣压。国民党政府各机关西迁重庆后,戴笠为了防范中共派人打入这些机关,经报蒋批准同意,便用蒋的名义密令各院、部、会选调一批忠实可靠人员交特检处进行反间谍训练,以便增加军统反共的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