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力小说

第111章（第1页）

1938年至1941年，军统开始进入膨胀阶段。在这段时期，每年毕业数以千计的特训班学生仍然不能满足军统的需要。尤其鉴于军统已在国统区的西北、西南等地建立了几个训练中心，而在东南地区还没有建有训练基地，于是，戴笠决定在福建建瓯的东峰创办一个东南训练中心。

东南班选址于建瓯东峰山区，这里群山林立，奇峰挺秀，地势高峻，交通偏僻，本不适宜举办大型综合训练班。但这处地址却是戴笠于1941年春赴东南视察时亲自赴东峰实地勘察选择决定的。戴笠的理由是东南班地处东南沿海，情况复杂，训练特务之处应尽量保密秘密，遮掩外人耳目。特别是东峰附近常有中共闽北游击队活动，班址设此，可以扼制游击队出没，不失为是一着反共的&ldo;妙棋&rdo;。东南班共举办两期，仅副主任就换了4任，平均每位副主任只负责了半期，这是因为东南班远离重庆，戴笠担心他们搞独立王国，故频繁换人，可见戴笠对特训班负责人防范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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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13&ldo;螃蟹八只脚&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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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统势力的日益膨胀，戴笠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攻击性、排他性越来越强。

戴笠的攻击目标，当然要首推系的中统特务。随着双方势力的相对消长，戴笠不但希望中统能继续衰落下去，而且希望中统从此消失。由此，在抗战时期，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频频对中统发动攻势。不独在反共方面要与中统争功，一较高低，但凡中统盘踞掌握的领域，戴笠如同螃蟹，横竖都要插上一脚，毫不留情地对中统进行打击抑制。

中统受到戴笠的第一个沉重打击是处理有关中共问题的权威性相对削弱。十年内战时期，中统确在反共方面比戴笠棋高一着，颇受蒋介石倚重。

但国共二次合作以后，陈立夫、徐恩曾的反共应变意识不及戴笠敏锐，中统多年来培植积蓄起来的反共人材有一半以上外调，分别进入陈立夫的军委会第六部以及系头目控制的税务、盐务督察和司法部门工作，使中统反共力量严重削弱。以至当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ldo;防共&rdo;、&ldo;溶共&rdo;、&ldo;限共&rdo;、&ldo;反共&rdo;的方针时，中统的反共活动反不及军统活跃，送到蒋介石手里的反共情报的数量和质量时有不及军统的地方。在甲种会报时，蒋介石要了解中共某一方面的情况时，徐恩曾常被问得张口结舌，而戴笠却能胸有成竹，对答如流。这就使蒋介石开始有了中统反共不力的印象，并逐渐把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案件转交戴笠处理，中统垄断中共问题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到1939年10月，蒋介石为缓和进步舆论对国民党&ldo;两统&rdo;特务机关露骨进行反共活动的谴责，索性指示重庆市特种会报作出决定，凡属重庆区的共产党案件，一律由重庆市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统一执行，所有各机关有关共产党的线索全部交给稽查处处理。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在处理关于中共问题的案件时，抑制中统、扶植军统的措施。

1939年冬，蒋介石曾指示徐恩曾成立经济检查队，调查权势集团扰乱市场的黑幕，以平抑物价、稳定大后方的经济。戴笠深知经济检查队是一项油水极重、权力极大的领域，现在由中统一手掌握控制，心有不甘，蓄谋争夺。

当时，经济检查队在体制上直属行政院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检察组负具体领导责任。戴笠就来个擒贼先擒王，报准蒋介石派军统大特务严灵峰任检察组主任。并通过严灵峰不断将军统特务插入各地的经济检查队，逐步将经济检查队抢夺过来。

戴笠为了更好地指挥军统对中统的争斗，经常在军统的秘密刊物《家风》上发表演讲，攻击系及中统的工作。军统与中统，同为蒋介石的特工左右手，在局外人看来形同兄弟。但戴笠从来只把中统当作仅次于中共的&ldo;敌人&rdo;

来对待，对其进行残酷争斗，无情打击。1939年，中统大特务卢斌赴山东任鲁东行署主任，与戴笠控制的国民党军队厉文礼部发生矛盾，竟被厉文礼扣押枪杀。不久，山东半岛系行政督察专员陆诚也被军统特务指控为共产党员遭到处决，这使两统的矛盾更趋尖锐，势如水火。

戴笠逞强好胜，手下的大小特务也都恃强逞威，经常干出一些横行霸道的事来。一次，军统特务总团黄山特务连与南岸的陆军第十五补训处士兵发生争斗，十五补训处的一名班长竟遭特务连枪杀。蒋介石闻报极为震怒，下令戴笠彻查，严惩不贷。戴笠只得把本已调任西北公路局警卫组长的特务团长王兆槐撤职，送军法总监判刑入监。但1个月后，事情刚平息，戴以抗战需要人材为名，力保王出狱，先后任老河口、界首等地的货运处长。1939年6月，军统贵州站站长兼贵州保安处第四科长余万选与国民党九十四军军长兼保安处长傅仲芳发生矛盾，傅一怒之下，派兵包围第四科。戴大发雷霆，向蒋告状。结果傅被调职，余万选留任贵州。贵州保安处长由戴笠推荐当时相互关系尚好的康泽别动总队的副总队长韩文焕接替。

在抗战初期，戴的地位可以说是直线上升。戴笠的本职不过是一个军统局的副局长，兼职中地位较高的也只是个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但在国民党集团中，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战区长官、省府主席等地方大员，无不对戴笠心存警戒、礼让三分。1941年4月中旬，蒋介石任命原驻英大使郭泰祺为外交部长。戴笠因工作关系，决定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生一起联名请郭泰祺吃饭。郭泰祺多年任驻欧使节，对国内政坛内幕若明若暗。对戴笠其人，也颇有些陌生。因而对戴笠、王■生的请柬不屑一顾，连电话也懒得亲自打，只是冷傲地吩咐外交部秘书李铁铮说：&ldo;王■生和一个姓戴的请我吃饭。这个人是重庆的警察局长吧？请你打一电话代我谢谢他，我没有功夫，心领了。&rdo;李铁铮接过请柬，见上面是戴笠具名，立即提醒郭泰祺说：&ldo;戴笠不是重庆警察局长，他相当于希特勒手下的希姆莱。&rdo;郭泰祺对希姆莱是知道的，于是连忙对李铁铮说：&ldo;那么，我还是去吧。&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