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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士人传播总论（第2页）

在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中的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至少是部分各自独立地和以非常不同的形式，作为人类环境的宇宙性质的明确的概念化，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伴随着这一过程，也产生对人类自身及其更大意义的解释。［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57页。

按照这一突破理论，世界上几个主要文化系统中的学术传统与思想体系都是在这一千年中定型的，由此而形成了各自看待自然、社会、历史的理念，并使之凝聚在一套独特的话语之中，文化的基础由此而奠定。在这一过程中，圣哲人物的出现及作用尤为重要。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先知，印度的释迦牟尼等，都是哲学的突破的代表。一句话，“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通过反省，思想的形态确立了，旧传统也改变了，整个文化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界”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91页。

上述两个基本的进步特别是哲学的突破，带来两个特别显著的后果，而这两个后果又都作用于作为“社会角色范畴”（socialrolecategory）的知识分子：

其中之一，就是一些特别团体的日益增长的显要地位，这些团体由以不同方式在文化事务上形成专门家的社会群体与角色类型组成。［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58页。

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纯粹文化功能上的精英群体。按诸中国历史，最早的士恰恰是在商周时代亦即哲学的突破发生之际出现的，正如余英时所断言的：“中国知识分子之形成一自觉的社会集团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才正式开始的。”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87页。另一个结果，就是教育“在更为精致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超越了最简单的门徒制度。特别是在中国，一旦孔教得到了教条的地位和变为官僚资格的前提，其教育的正规学校就被建立了”［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60页。当一种文化传统经由文字而发生哲学的突破或曰“超越的突破”（transcendentbreakthrough）后，教育便仿佛成为程式化批量化地塑造知识分子的母机，“相对纯粹的文化关注之中的专门化过程才趋于结晶出来”［美］帕森斯著，阎步克译：《“知识分子”：一个社会角色范畴》，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三辑，360页。以中国为例，三坟五典之类的经典文本以及大量的注释、考辨、解析等著述，多是出于教育的功能，出于培养“以此道觉此民”（《孟子·万章》下）的士人的需要。

综上所述，无论从社会史考察，还是从文化史辨析，无论是基于士在历代的作为，还是鉴于知识分子在各类传统中的角色，我们在清点传播的遗产时，都不能不把士人单列一项，不能不突破官方民间的平面格局而确立一种三维空间的架构。如果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到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第1页。如果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是历代士人所期许的志业，那么他们事实上就是以韩愈首倡的“道统”而与官方的政统和民间的传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一事实，足以成为士人传播之独立成列的根本依据，成为“官方·士人·民间”三种传播类型的划分缘由。

唐代的士

“就中国的盛世与文化的真正创造而言，唐朝的光芒至今仍闪烁不息。唐代首次（公元7世纪）规定了士人的地位，并设立了培养他们的大学。另外又创造了翰林院，即所谓的‘科学院’（Akademǐe，或译研究院）。翰林院首先是编纂史书以了解前贤往事，其次它负责检查皇帝的行为是否符合习俗或道德标准。”［德］韦伯著，洪天福译：《儒教与道教》，139页。韦伯的“外行”话听来固然似是而非，不过唐世士人的地位着实非比以往，士人的形象更是生面别开，其独立性、能动性与自主性都表露得异常鲜明。极而言之，唐代文明的圣火是由这一有声有色的士人群体高擎着簇拥着，大唐盛世的风采更被他们的风流俊爽渲染得光华灿烂、耀眼夺目，不论清流抑或浊流，他们均为有唐一代活灵活现的灵魂，犹如大河上下的波涌浪翻，飞珠溅玉。设非如此，假如唐代的历史星空上没有这般个性鲜明、闪闪烁烁、文采风流、光照千秋的士人，那么不管大唐的武功多么显赫，国力多么强盛，疆域多么辽阔，四夷多么宾服，充其量也不过是另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元之世而不免乏味、沉闷、索然无趣。

程蔷与董乃斌先生在《唐代的精神文明》一书中，提出一个颇有启发的见解，即士风是世风的代表，是世俗风气的集中体现。他们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其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基本特征，往往更为集中、典型地蕴含着时代文化精神的内核和本质。”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405页。概略地说，唐代的世风也以安史之乱为界划开前后两段，前段承续古风，后段开启新尚。古典文明至盛唐而臻于极致，近世潮流从中唐而渐启端续。古典者，大漠风尘的英雄主义也；近世者，小桥流水的平民主义也。正如费正清等所言：

六朝和唐代前期在许多方面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最后阶段；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事实上人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118页。

费正清乃美国首屈一指的汉学家，他的见地自非韦伯的隔靴搔痒所能比。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柳诒徵先生在其传世力作《中国文化史》中也写道：

自唐迄宋，变化孔多。其大者则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之变化；其细者则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坐，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而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者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化之迹焉。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488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准此则中唐之世也可谓中国历史上之一大变局也（借李鸿章语）。

与此历史演化及社会变迁相对应，唐代的士人风貌也是前后相别，颇异其趣。唐代前期，尤其是“太宗、高宗两朝，国势之盛，旷古无两”（桑原藏）同上书，434页。而思想文化更是汇容百川，吞吐万象，形成“集秦汉之雄伟博大、魏晋之飘逸潇洒、天竺之超脱思辨、诸胡之自由强悍”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365页。的精神格局，其意气风发、激扬蹈厉的时代风气直如王维一首七律所一气宣泄的：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这首《出塞作》简直就是盛唐气象的精神大写意，浓墨重彩，生龙活虎。身处这样一个闳放、博大、开朗的时代，浸注于这样一种宽松、自信、兼容的氛围，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怎不腾然高涨，建功立业奋发进取怎不蔚然成风，于是他们对酒当歌，吟唱出一曲曲热血沸腾令后人追慕不已的英雄诗章：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

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刘希夷）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

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李白）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李颀）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高适）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

他们“即使有时心头飘过一丝忧郁与怅惘，也往往是青春年华时代对人生与宇宙哲理反复涵咏后，忽然觉悟时的淡淡哀伤”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170页。“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一类看似颓唐消沉的咏叹大可不必当真，倒可视之为少年英雄在“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之际故作深沉的表白。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其后绵延二百余年的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古典文明的辉煌便一去不复返了，一种新的“更行更远还生”的世风渐渐滋生、弥漫、延展，从而使唐世后期的历史图景全面改观。清华大学的葛兆光先生认为，“唐、宋文化的嬗变，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题目之一。唐文化与宋文化，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可以说是古典文化的巅峰，后者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然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带。它包括了中唐到北宋这几百年时间，在这过渡带里，思想、学术、习俗等方面的新旧交替，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动态流程”同上书，216页。与此相应，唐代的士风也发生根本性的转型，士大夫的心态渐由外倾返归内敛，由激昂沉于委顿，由兴奋趋向麻木，由进取转为沉潜，仿佛有一种浓浓的、挥之不去的世纪末情绪在士人中飘来荡去。用葛兆光精彩的描绘来说：